为什么中国古代没有神权(中国古代没有神话概念)？

大家好，宏宇来为大家解答以上问题。很多人还不知道为什么中国古代没有神权(中国古代没有神话的概念)。现在让我们看看！

人类社会一般经历了神权社会、君权社会、民权社会三个阶段。

在此基础上，形成了所谓的神权国、君权国和民权国。

然而，这三个阶段并没有明确地依次展开。

一般认为，神权完了，才有君权；君权完了，才有民权。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。有时候，既有神权又有君权，甚至三者兼而有之。

但是，肯定会有一个占主导地位。

这种主导地位的权力类型决定了国家和社会的组织方式。

在欧洲，这三个阶段相对清晰，几乎是分明的。

古罗马后的中世纪一般可以被视为神权社会；文艺复兴前后，一般可以被视为君权社会；启蒙运动前后，一般可以被视为民权社会。

然而，这只是欧洲历史的发展路径，而中国历史是另一条发展路径。

在中国，你几乎找不到一个明确的神权社会阶段。甚至，很难说早期的夏朝和商朝是神权国家。

假如夏朝和商朝不是，那么在这之前呢？没有文字，没有文明，只能是神权社会吗？

也不一定。

关键是这个神权是怎么来的。

只有出现精致的宗教信仰和严格的宗教组织，神权才会有物质载体。

没有文字和文明的原始社会，只有简单的图腾崇拜或祖先崇拜，就不可能有精致的宗教信仰和严格的宗教组织。

因此，神权缺乏产生的物质载体。

因此，你只能说当时是原始村落、原始部落的社会，而不是神权社会。

西方古希腊和罗马进入文明社会后，虽然也有各种各样的神崇拜，但也不能说是神权社会。因为权力的来源不是上帝；社会和国家的组织模式不是上帝的权力。

当时只能说是城邦社会。

亚里士多德说，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，“Ａ man is by nature a political animal”。然而，逐字逐句的翻译应该说：人是天生的城邦动物。因为亚里士多德还说:离开城邦的人不是神就是野兽。

古希腊是一个城邦社会。

这种城邦社会不能算是神权社会。

既然不能定义为神权社会，当时还能说是君权社会还是民权社会？

你必须找到一个。

神权、君权、民权只是一个概念。当概念不足以解释现实世界时，不是现实世界出了问题，而是概念出了问题。

概念就像拐杖，用得好就用，用不好就换一个。

因此，神权、君权和民权的概念本身就存在问题。这组概念不足以解释人类社会，而只是提供了一个理解框架。

现代欧洲文明的基石是“两希文明”，即来自希伯来的古希腊文明和基督教文明。在这条道路上，有以基督教为主导的中世纪，即神权社会；然后是古希腊文明的文艺复兴，即君权社会；然后是古希腊文明强劲发展的启蒙运动，即民权社会。

因此，神权、君权、民权只是西方的历史发展道路。

经过路径依赖的发展，形成了历史的必然性；而某条路径的形成，却充满了意外，这就是历史的意外。

中国的路径依赖或中国历史的必然性不是按照神权、君权和民权的认知框架发展起来的。

因此，自然没有必要形成所谓的神权社会阶段，也很难形成神权国家。

那么，中国的路径依赖和历史必然性是什么呢？

夏商周三代，可视为民族社会形态。

简单来说，一个大家庭带着一群旁支小家庭一起生产、生活、祭祀、战斗。

因此，宗法制度演变而来。

夏商周三代末，主要是春秋战国时期，中国历史进入了前所未有的激烈竞争状态。

此时，家庭和民族都不足以动员社会，组织国家，更不用说面对前所未有的激烈的外部竞争了。

从春秋到战国，这种前所未有的激烈竞争持续了450多年。而且，后期竞争越激烈。

公元前260年秦赵长平之战，仅被秦军杀害俘虏的赵国军民就有45万人，“前后斩首俘45万人”，战争规模超过100万人。而这是在2000多年前。

这种量级竞争足以打破一切必然路径，迫使历史出现新的拐点。

因为战国必须在征兵、税收、后勤、行政管理和战争运作方面疯狂提升自己的能力。

最后，这种能力升级到什么程度？

佛罗伦萨共和国在14世纪进行了人口普查。人口普查只是数清人头，写下名字。但佛罗伦萨共和国还没有完成这件事。因为只有800多个人叫乔瓦尼，只有1200多个人叫皮耶罗，最后收集的都是无用的数据。

公元前4世纪，中国秦战国实施了商鞅变法。人口普查也是商鞅变法的重要组成部分。然而，不仅要数有多少人，还要分为男人、女人、老人、孩子、虚弱的人、官员、官员、游客、商人，甚至还要数有多少牛、马和其他大牲畜。这一难度指数远远超过了佛罗伦萨共和国的人口普查。然而，秦战国刚刚做到了这一点。

因此，中国古代政治早熟，抛开一切可能的道路，直接开启君权国家，甚至建立现代意义上的国家。

而标志性事件就是秦朝的建立。

大秦帝国是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和官僚制。这种中央集权实际上是一种君主集权。因此，权力可以被视为君权社会。

然而，它不同于西方的君权社会或国家。因为像秦朝这样的君权国家是建立在强大官僚制度的基础上的。

因此，弗朗西斯福山认为，中国在秦朝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具有现代意义的国家。现代国家的重要特点是非人格化的官僚主义制度。秦朝完全有这个特点。

然后，秦政制在百代皆行。

民族社会形态和宗法制度的国家，发展到小家庭社会形态和中央集权制度的国家。这就是中国历史的路径依赖和必然性。

无论是宗法国家还是中央集权国家，中国都有比神权更强大的组织方式，所以没有必要用神权来改造社会和国家。

那么，仅仅因为春秋战国的战争竞争状态，就奠定了中国政治早熟的道路依赖吗？

民情大于法制，法制大于地理环境。因此，要继续追溯，必须追溯到民情和思想史。中国古人对鬼神的态度是一种偶然的开悟，创造了一条不可避免的道路。

夏道尊命，殷人尊神，然后周王自称周天子。

天在上，人在下，中国也有神权的萌芽和可能。然而，没有精致的宗教信仰和严格的宗教组织，这种神权只是“圣人以神道设教，天下服”。

那么，“天下服”之后呢？

“天地不仁，以万物为反刍狗；圣人不仁，以人为反刍狗”。

这就是圣人君主的态度。圣人君主，也就是统治者，相信鬼神吗？

“祭如在，祭神如神”。

祭祖时，仿佛祖先真的在面前；祭神时，仿佛神真的在面前。关键是这个“如”字，也就是“好像”，一句话破天机。事实上，这些统治者根本不相信鬼神。鬼神只是“服天下”的工具。

因此，圣人、君子和统治者，或当时中国的精英，都应该是无神论者。

为何说“应该”？

因为“神道设教”往往会绕过一些统治者，也就是说统治者自己也相信。因此，汉宣帝会批评太子说：“汉家有自己的制度，本以霸王道杂之，却纯粹是德教，用周政来”

所以夏道虽然尊命，殷人尊神，但总要跟上一个“事鬼敬神而远之”。即使是儒家圣人孔子，也会说“远离鬼神”。

这是元认知的偶然性。

古希伯来人对生死、鬼神的态度采取了捆绑立约的方式。

摩西十诫是以色列人与上帝的立约文件，规定了以色列人的义务。必须有义务和权利。而权利就是上帝保佑他们打赢仗。后来事与愿违。然而，路径依赖已经形成。无论未来如何发展，西方人都必须与神权、君权和民权纠缠在一起。

中国古人对生死鬼神的态度要么是敬而远之，要么是神道教，要么是存而不论。

春秋时期的子产说：天道远，人道近。中国人爱讲人道，不爱讲神道。同时，叔孙穆子说：太上有立德，其次有立功，其次有立言，虽然久不废，这叫不修。“三不朽”理论与神无关。而孔子则更直白，“不能事人，怎么能事鬼”、“未知生，怎么知死”、“务民以义，敬鬼神而远之，可谓知之”。远离鬼神，不要想太多，这才是智慧。假如非要想呢？那就是危言耸听。

因此，在最初的思想层面，或最初的元认知层面，中国人已经与西方人背道而驰。西方人选择捆绑立约，中国人选择敬而远之。因此，西方进入了神权社会，建立了神权国家；中国一直停留在我热爱的世俗社会，建立了政治早熟的传统国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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